【广州日报】“好友营”走出大凉山姑娘

添加团队：支教组添加时间： 2017-07-31

“好友营支教”创办人伍景勋在支教点教学

创办人伍景勋在支教点过生日

阿呷莫在支教点

好友营支教办公室里的图书室

张晓玲在支教点和孩子们玩游戏

好友营支教办公室藏身在佛山桂城一个城中村的小楼内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博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枫

当“好友营支教”的创始人伍景勋在地图上搜索着荒僻的大山，要为支教项目选址时，他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近年来，内地城镇化的发展，已经促使越来越多的山乡家庭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附近的城镇里去读书，四川凉山、湖南宁远等地的留守孩子越来越少了。今年2至7月，这家全国第一个注册的支教社团一学期的授课学生人数，已从2012年同期的4300余人滑落到405人。

彝族女孩阿呷莫（化名）作为受该机构资助从大凉山到佛山学习生活的第一人，恰是其中的见证者。她会猛然间回想起，父母在自己上初中时如果没有退掉彝家山寨的娃娃亲，她不但初中也读不完，还要头顶烈日守在家乡的黑杉林里。

　　组建“好友营支教”

　　2010年暮春，站在上海世博会入场处的电子显示屏前，看到人流量在2个小时内从20万飙升至40万，19岁的彝族女孩阿呷莫怔住了。从立交桥上俯瞰，眼光怎么也追不完走马灯一般的车流；夹杂在地铁站的人流里，不断地被擦肩而过的年轻男女甩在身后——站在这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里，她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人太多了，怎么也挤不进去。”但同时，她又时时地感到情不自禁的喜悦。那种风一般迅速穿梭在大城市里生活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

　　这是阿呷莫第一次跟随“好友营支教”的志愿者，远离2600公里外的家乡，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深处木里藏族自治县（下称木里县）呷米坪村的黑杉林，那个树木繁茂到发出黑色亮光的地方，同时，这也是“好友营支教”创始人伍景勋初次到达木里县以来，通过公益项目把彝族孩子带到大凉山以外最远的一次。2005年10月，正是雨季的尾巴，熬了8个小时，31岁的“驴友”伍景勋才第一次搭乘客车走完这段不到300公里的路程。而在这之前，他已在绿皮火车上颠簸了30多个小时。

　　“那是一个进去就跑不掉的地方。”伍景勋回忆说，公路不是四通八达，却好似进入一条“死胡同”的唯一关口。而在村与村之间的山路上，用自己的脚板走路，大多数情况下要比骑摩托或者骑马更可靠。县城里的居民遇到通往山外的公路有塌方，甚至只能到大山更深处的村子里去买土豆吃。淡绿色的小金河像是埋伏在路面下方两三百米的地方，胆小的乘客不敢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更别说视线要穿过车窗下面的悬崖去打量它。经验老到的乘客叹着气说，幸好不在雨季，否则客车会不知不觉地被沿着山势蔓延的浓雾“击穿”，前后排的乘客都看不清彼此的五官轮廓。那个时候，司机只有一件事可以做：熄火，等待浓雾自行退去。

　　在嘟噜小学、拉满小学和其拉小学，那些用泥巴与石头砌成的校舍里，开裂的墙壁，要低下头才能走入的门，踏进去立即飞到膝盖上的尘土，小窗户中投射进的唯一一点太阳光，学生们自带的用板凳充当的课桌，都令初到此地的伍景勋感到震惊。在这里，学生常常读到二年级，会了一点基本的汉字和算术，就辍学了。为什么不花上两年的时间，来这里支教？当时，伍景勋在涂料行业的一家台资企业工作，年薪超过15万元，但看不到升职的希望。他开始强烈地把自己代入到两年多以来别人在网上发布的支教日记和计划里。

　　2006年，他辞去了工作，筹划在两年内“放飞人生”，组建一家支教机构，然后再回归到自己熟悉的城市生活去。“创造者寻找的是同伴和共同收获者……”伍景勋将自己亲手创建的支教机构命名为“好友营支教”。第二年春天，当他把第一个支教点开设在木里县白碉乡烂房子村时，那里的孩子们已经三年没上过课了。十年间，川、青、陕、甘、湘、赣、豫、黔等各省的贫困偏远山区和留守农村，都留下了“好友营支教”的足迹。

到大城市去

　　2010年初夏，从上海回到木里县城，站在马路边的电话亭里，阿呷莫把内心的困惑一股脑倾诉给了 “好友营支教”素未谋面的创始人伍景勋。她的初中生活快要结束了，如果考上高中，她要继续在离家59公里外的木里县中学里读下去吗？阿呷莫内心里没答案。木里县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山村家庭，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孩子挤上开往乡镇中心校的校车，甚至举家搬迁到周围的小城镇去打工生活。阿呷莫本人就是一个典型。她从小学起便没在呷米坪村小（支教点）就读过，而是被送到4公里外的白碉乡中心校读完的。初中时，父母为了能让她在木里县城安心读书，断然为她退掉了彝家山寨的娃娃亲。

　　数日之后，阿呷莫得到了伍景勋的回应。她可以继续读高中，也可以去往1970公里以外的佛山南海官窑职业技术学校（原名）学习。如果选择后者，阿呷莫在学习玉雕一年后，就可以去南海平洲的玉器厂实习。再过两年，她就可以获得一份正式工作，而不必再经过三年高中和四年大学的漫长等待才能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而无论她怎样选择，“好友营支教”都会一直资助她。

　　此时，“好友营支教”刚刚走过第四个年头。带阿呷莫走出大凉山，被伍景勋视为是支教机构所运营的资助项目的延伸。他希望可以从第一个开始，带一群大山里的孩子出来。

　　一个彝家山寨的女儿，突然来到数千里外的岭南水乡生活，被伍景勋形容为“好像在佛山重新降生”一般不容易。2010年夏天，初中毕业的阿呷莫和已读高一的同乡梦梦（化名）一起被安排住进了“好友营支教”秘书长张晓玲的家里。52岁的张妈妈从教会使用热水器、电磁炉开始，帮助她们开始进入这座700万人口大城市生活的第一步。

　　然而，在来到佛山一周后，留下来的只有阿呷莫。梦梦重回木里县中学，但阿呷莫没得选择。如果此时她要在木里县城上高中，比她低一个年级的大弟也很快要升高中了。父母该如何面对同时供养三个孩子升学的经济压力？尽管她考上了高中，但已从心里放弃了考大学的人生轨迹。但对从未真正接触过美术教育的阿呷莫来说，别说动手雕刻一件玉石树叶，画一条圆滑的曲线都不容易。

　　撤离大凉山

　　初到佛山的生活，快乐并不多。阿呷莫一个人的时候常掉眼泪。她一有空就往图书馆跑，急切地从书里学怎么说好粤语，一年半后，她已能轻松听懂粤语的交谈。

　　而此时，大凉山的生活也在悄然改变。山村的联网供电，代替了以前两三户家庭合伙在陡峭的山崖上架设的小水电。山民不必再为买个日用品，花四五个小时搭客车，跑到木里县城去。县城里的送货员开着面包车，把各种日用品送上家门来。孩子们嚼着和县城孩子嘴里一样的零食，讲起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木里县俨然已不再是伍景勋初识的那个“进了山就跑不掉”的地方。即使那条把蜷缩在大山角落里的木里县和东边的盐源县、州府西昌市连接起来的唯一公路，仍像一道毛细血管蜿蜒在崇山峻岭中。经历了2012年最高峰的17个支教点之后，“好友营支教”在2013年只剩下了8个支教点。

　　“即使山村的生活条件在改善，也仍然无法替代城市的吸引力。”伍景勋发现，远在1900公里外的湖南省宁远县，也出现了相似的现象。香炉畴村小只剩下来自三个家庭的4个学生。白兔村小的学生锐减了一半，只剩下大约30人。村里出现了小汽车，毛坯砖房贴上了瓷砖。大人们也学着从学校回来的孩子们的模样，去村口的小河边清理垃圾。“这是城镇化带来的改变。”伍景勋认为。2014年，“好友营支教”停掉包含7个支教点在内的四川（大凉山）项目。而今后两三年，如果湖南宁远白兔村小和梅木堂村小仍然只有30个以下的学生，他也会考虑撤掉这些支教点。

　　而到今年7月，“好友营支教”从四川、甘肃、青海、贵州和广东收到的5份开设新支教点申请，都不满足“生源超过20人才开校”的基本条件。不过，伍景勋仍然很乐观，他推算，全国支教老师的缺口仍有8万，而支教机构只有20多家。“在更偏远的大山深处，仍然有孩子需要我们。”

　　助人如此开心

　　如今，阿呷莫已从官窑职业技术学校毕业三年了，除了文化课业，她的玉雕专业学得并不尽如人意。在择业的徘徊期中，阿呷莫成为过去十年980位“好友营支教”老师中的一员，却见证了湖南宁远吕家村小（支教点）被撤掉前的景象。在为期半年的支教经历中，阿呷莫人生第一次意识到，帮助别人如此开心，而帮助别人的人是不求回报的。

　　此后重回佛山，阿呷莫在一家牛杂店找了份工作。不久，牛杂店的老板欣喜地告诉她：“原来别人用两年才能做到店长的职位，你现在只用7个月就做到了。”她管理着5个员工，所在牛杂店一年的净利润达到了80万元。她只把自己1/3的收入留下，每月还拿出100元捐给志愿者组织；剩余的2/3寄给上大学的弟弟和身在家乡的父母。

　　“在外做一个普工，两个月下来也能积攒六七千元。而在家乡一年，一个家庭也未必能有一万元的收入。”阿呷莫说，她会考虑在佛山扎根下来，生活下去。三十年后，当她已经退休的时候，还会回到家乡去。

报道链接：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7-07/31/content_14_1.htm